母亲的谋生路

你的世界，我们曾经来过 作者:佚名

母亲的谋生路

　　    1972年8月8日，嫁给父亲。
    小时候在村里，母亲就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。田埂上有她弯腰插秧的身影，晒场上有她扬场的模样。播种、施肥、收割，她总比旁人麻利。那双布满薄茧的手，撑起家里一片天，让清贫的乡村岁月里，我们总能吃上一口饱饭。
    后来为了让我们姐弟能有更好的读书条件，一家人农转非进了城。没了庄稼可种，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剩父亲一个人的工资。一家五口，日子过得紧巴巴，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。父亲本是个念旧的人，老屋是他一辈子的积蓄，是他的根。可看著嗷嗷待哺的我们，看著日渐拮据的家境，他终究咬了咬牙，终究还是把老屋卖了。那些日子，我常常看见父亲独自坐在墙角抽菸，眉头拧成一团，眼底满是不舍与无奈。若不是这笔卖老屋的钱撑著，那段日子，真不知怎么熬过来。
    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让我们能吃好一点、穿暖一点，母亲决定出去找工作。於她而言，这从来不是“选择”，是没有別的办法。
    母亲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酒厂洗酒瓶。
    进城那年，刚好是深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河水刺骨。父亲託了好几层关係，才给母亲找来这份看似“安稳”的活计。酒厂的酒瓶堆积如山，母亲每天坐在冰冷的水池边，一遍遍地擦、一遍遍地冲。刺骨的冷水顺著指尖钻进骨子里，冻得人直打哆嗦。没干几个月，母亲手上就长满了冻疮，红肿、开裂，有的地方渗著血丝。晚上痒得睡不著，白天一沾水就钻心地疼。我们给她买了当时最管用的百雀灵，可天天泡在冷水里，再好的药膏也顶不住，家里有再好的医生，父亲也没有了用武之地。那些冻疮反反覆覆，始终不见好。
    父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再也不忍心让母亲遭这份罪，四处托人，给她换了一份工作。
    第二份工作，在猪棕厂。
    比起酒厂的冰水，这里的水是温热的，不用再受冻。母亲起初还暗自庆幸，以为能轻鬆点。可她没想到，猪棕粗糙坚硬，分拣、加工全靠一双手。指尖被磨得通红，时间长了，手上起了厚厚的血泡。血泡破了又结，结了又破，到最后整个手肿得像馒头，连握东西都费劲。即便如此，母亲也从没抱怨过一句，每天照常早早起床，拖著肿胀的手去上班。
    父亲心疼得不行，又想办法给她换了工作。
    第三份工作，在印刷厂。
    具体干了多久，我记不清了。只记得那些日子，母亲每天回到家，浑身都沾满黑色的油墨，连脸上、头髮上都是一层薄薄的黑灰。擦脸的毛巾，擦完黑乎乎一片，洗都洗不乾净。车间里瀰漫著刺鼻的油墨味，常年不见阳光，空气浑浊。母亲每天在里面待十几个小时，慢慢染上了咳嗽的毛病。每天深夜，我们都睡熟了，母亲却常常被咳醒。她怕吵到我们，就捂著嘴躲在角落里咳，一咳就是好半天，整个身子都在发抖。那颤抖的身影，像一根针，扎在父亲心里，也扎在我们每个孩子心里。冰糖雪梨天天熬也没有用。
    父亲终究是不忍心，又一次给母亲换了工作。
    这一次，母亲去了糖果厂。
    比起之前，这份活计算是轻鬆的。每天和甜甜的糖果打交道，车间里飘著淡淡的糖香，母亲也渐渐有了笑容。她负责包装糖果，动作麻利，手脚勤快，深得厂里人喜欢。我们也替她高兴，以为这回能安稳干下去了。
    可天不遂人愿。没干多久，下岗潮来了，糖果厂倒闭，母亲又失了业。
    唉。生活的磨难，从来不会给人喘息的机会。
    下岗潮席捲而来，找工作愈发困难。母亲没有气馁，跟著人去挖河道、清淤泥。我曾特意去看过她。那时候镇上人口越来越多，生活污水、垃圾全排进河里，曾经清澈见底的小河，变得浑浊不堪，水面上漂著各种各样的脏东西，散发著难闻的臭味。刚进城那会儿，这条河里还有人洗菜、洗衣服，我母亲在酒厂洗瓶子的时候，还常去河的上游洗澡、摸鱼。那时候的水，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。如今，河早不是那条河了。我的母亲，就在这样脏、这样臭的环境里，弯腰挖泥、清理垃圾。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裳，身上沾满淤泥，一整天下来，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    河道挖完，母亲又找到一份活——卫生局要修新办公楼家属大院，她去工地上搬砖、挑水泥。工地上的活，都是男人干的。母亲从不示弱，和男人们一起搬沉重的砖块，挑起装满水泥的担子，一步步爬上高高的脚手架。阳光晒黑了她的皮肤，汗水磨破了她的肩膀，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。她从来没有喊过苦、叫过累，只是默默地扛著。
    卫生局的办公楼修好后，局里缺一个照大门、管收发的人。领导看著母亲勤快、实在，又为了照顾父亲，便让她留了下来。这份工作相对轻鬆，每天开门、关门，收发信件、报纸，閒了还能帮局里的同事带孩子。母亲性子温和，对孩子们格外有耐心，孩子们都喜欢围著她转。那段日子，母亲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我们以为，这样安稳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。
    可好景不长。照大门的工资太低，撑不起家里的开销。而照顾父亲的领导调走了——那领导很喜欢父亲这个部下，本想带他走，但父亲故土情节太重，没同意。后来的领导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就不让母亲干了。
    母亲便想著做点小生意。思来想去，她决定卖魔芋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把自家做的魔芋切成小块，清洗乾净，挑著担子走街串巷。可那时候城里人很少吃魔芋，生意並不好，常常一天下来也卖不完。为了不浪费，我们全家顿顿吃魔芋——炒魔芋、煮魔芋、凉拌魔芋。到最后，我们姐弟一闻到魔芋的味道就想吐。母亲看著我们，眼里满是愧疚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    后来，母亲又听说卖香菸能挣钱，和父亲商量开个小烟摊。父亲很支持，特意找人做了烟柜，又四处打听办菸草证的事。可烟柜做好了，菸草证却办不下来。下岗潮过后，政策优先给下岗工人办证，我们家是农转非，不符合条件。任凭父亲四处奔走、托人说情，终究没办下来。看著做好的烟柜，母亲沉默了很久，眼里满是失落。她没有抱怨，只是默默把烟柜收起来，又去找別的出路。
    最后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母亲听说医院的传染科缺清洁工人。这份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，没人愿意干。母亲去了。
    传染科的病人都有传染病，清洁工作格外繁琐。每天打扫病房、消毒、处理垃圾，接触的都是带病菌的东西。那时候医护都没有什么防护，何况母亲一个临时工，更没有她穿的防护服，小心翼翼地干活，生怕自己被传染。可命运似乎总在和她开玩笑——没过多久，母亲染上了肺结核。
    那时候，姐姐已经长大，也因为天天爬保合寺上学，身体变好了，但母亲绝对不敢回家修养，只能长期住院，生怕回来了，使给姐姐！於是家里的活全是她干，我打下手，父亲专门照顾母亲。姐姐照著父亲专门买的家用菜谱学做饭，练出了一手好菜。到现在，只要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准是姐姐在厨房里忙活。姐姐后来嫁了人，日子过得平平淡淡，但身体一直还好。我们姐弟感情深，逢年过节都是她掌勺。
    而母亲得病的消息传开后——父亲管人事，向来按工作能力分配岗位，可有人走后门，领导让给那些能力不符的人安排好工作。正直的父亲不同意，违了领导的意，成了眼中刺。所以卫生局的同事们躲著我们一家，仿佛我们身上也带著病菌，浑身不乾净。那种被人孤立、嫌弃的滋味，想起来，心里还发寒。
    就在全家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医院的院长得知了我们家的处境，也知道父亲在卫生局的难处，主动伸出了援手，並告之医疗费用可以慢慢付。他让父亲辞去卫生局人事科的工作，来医院当办公室主任，工资比之前高几十块钱。父亲本来在单位就孤立，感激不尽，立刻答应下来。
    父亲调走后，卫生局的房子是要还回去。所以一等母亲病好之后，卫生局就要马上收回我们的房子，因为我们不是这个单位的人了，我们只好搬到了医院山上的旧校舍里。那间校舍在山顶上，很简陋，四面漏风，冬天冷，夏天热。但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，就够了。
    母亲病好后，不能再回传染科，便在医院其他科室打扫卫生。后来，整个医院山上的卫生，都归了母亲一个人。她每天早早起床，拿著扫帚、拖把，从山脚扫到山顶，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乾乾净净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直到退休。
    如今，母亲老了。
    那双曾经撑起整个家的手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麻利。可在我心里，母亲的手，依旧是世界上最温暖、最有力量的手。
    她这一辈子，干过多少份工作，洗酒瓶、分猪棕、印书页、包糖果、挖河道、搬砖头、看大门、卖魔芋、扫厕所……吃过的苦，数都数不清。可她从没退缩过，从没抱怨过。她用自己的坚韧和付出，撑起我们这个家，把三个孩子拉扯大。
    那些艰难的岁月，那些母亲奔波的身影，深深刻在我心底。是我这一生最珍贵的回忆，也是我往前走，最坚实的力量。
    我有时候会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糙得很，硌得我手疼。可我不鬆开。

母亲的谋生路